這幾天教育部為了奪回中正紀念堂的拆牌、改名主導權，逕行宣布該地為國定古蹟，破解台北市政府以暫定古蹟名義阻止中央動工的企圖，於是上演一齣地方與中央抗衡，市警察和內政部保警對峙的荒唐戲碼，中正紀念堂遂成為國際第一例為破壞而設立的古蹟。
此舉難免引起藍綠對抗聯想，不過拆除過程雖遇零星抵抗，卻沒想像中困難。究竟是全民有共識？還是小百姓自知難敵全力動員的國家機器？抑或人民只能默默承受選錯人的懲罰？
執政當局揮舞「轉型正義」大蠧，民眾冷眼相應絕非教育部所樂見，加演餘興節目炒熱氣氛，殊屬正常。於是大官對著攝影機辱罵對手陣營的人物太「娘」、「像Gay」、「小孬孬」、要「讓他哭著回去找媽媽」，宣稱這是自由民主精神的表現，還受到部長讚譽「足為公務員參考」！
事情和平落幕，本值得慶幸，蔣中正一生的功過是非值得探討，是否配得上宏偉的紀念堂歌功頌德，亦可以商榷。不過當初台灣如果沒有他，我們現在處境會是如何？當日本人？當美國人？還是成就了台灣共和國的願望？或已淪為中國的一個省！
只是我現在想到的是：
當台灣棄「大中至正」精神如敝屣，我們怎能期望有公正無私的領袖！
當民主也需要設紀念館緬懷時，不禁勾起戒嚴時代的恐怖肅殺回憶！
當主管教育的官員，振振有辭以性別歧視的字眼，人身攻擊政黨領袖，長官還讚譽有加時，真要擔心今後如何教育子女的品德，以及未來的自由民主會是什麼模樣！
當倡議「和解共生」的候選人，面對同志不惜以「戒嚴」、「二二八事件及戒嚴時期政府違法責任追究特別條例草案」罪及三親等(他大概忘了不久前才通過限定繼承草案父債未成年子女不必還的德政)、對手父親骨灰罈也主張統一等言論不置可否時，他是贊同或想藉此騙取選票的利益？
當不惜改朝換代喪失政權，全力扶植政黨輪替的領袖，如今卻感嘆：「自己受到懲罰，因為我們選錯人」時，我們是否有更睿智的眼光投下決定未來的一票？
也許；這些都是選舉操弄手法，也許有大企業家不惜犧牲親自經營公司的利益，愕愕諍言。或埋首在自我的領域和生活艱辛搏鬥。更或有人義憤填膺用激烈手段傷害自己或他人。或學者苦口婆心：「只有那些對人類會造成無可逃避的罪惡知道恐懼的人，以無懼的、不可妥協的態度，在任何地方反對這種不可測度的邪惡，人類始可有厚望。（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如附錄）」無力的呢喃。
而對每天利用園區運動散步的市民來說，它不過是個公園罷了！何必在乎名稱。小民如我，只要工作確保，更不必在乎政治的揮砍廝殺，看不慣電視就輕易轉台。且來杯烏龍茶或Espresso，讓瀰漫空氣中的茶香、咖啡香飛舞，平心靜氣研讀我的墨非定律。
《200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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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南方朔
當邪惡受到鼓勵，人民就遭到懲罰
「大中至正」和「中正紀念堂」的拆牌野蠻荒誕劇終於成了過去。而非常好嘉哉的乃是開車把記者撞成重傷的彭盛露乃是民進黨的未繳黨費失聯黨員。因而無戲可唱，如果這個人是個甚麼外省老芋仔之類的人物，我們看著吧，更亢奮、更煽動的拆牌續集，必將在一片鼓噪聲裡把整個台灣全都淹沒了！
而這早已是台灣人所共知的事實了。打從去年的北高兩市選舉起，一直到明年「一一二」立委改選，「三二二」總統大選，「批蔣」和「清算」早已成了既定的策略手段。從中正機場改名，中正紀念堂改名拆牌，兩蔣浮厝的迫遷，到「國民黨殺台灣人不只一百十二萬」，「國民黨挖國產給老芋仔，挖掉台幣一兆一千億」；再到二二八究責條例株連三親等，最後到明年二二八的搞三百萬人群眾運動，這所有的一切，都是精打細算過的戲碼。昔日的共產黨在取得政權後搞「憶苦思甜」這種轉型正義，而今天的台灣無甜可思，因而談甚麼經濟民主課題當然不會有選票，遂格外要把過去加油添醋的搞上去。只有在批蔣清萛裡，才可以藉此鼓動出族群對立的亢奮，而亢奮的嗜血性確有短期填飽肚皮，轉移不滿的效果。
而台灣當權者的這種政治操縱模式，會在台灣逐漸自由民主化的過程中出現，其實一點也不讓人訝異。自由民主確可打開一個國家社會的許多空間，但歷史卻經常有其嘲諷性，那就是空間擴大了，最先搶進日程表的通常都不是進步提升的力量，而是詭譎邪惡這種被深埋在人性底層的元素。過去這幾年隨第三波民主裡邪惡的問題日益嚴重，對邪惡問題的研究也開始興起，這方面的一些分析與觀察，倒是很值得我們警惕。
當代研究邪惡問題的學者，美國布南迪斯大學教授羅逖（Amelie O.Rorty）在《邪惡的諸多容顏》裡即指出，邪惡與貪婪敗壞共生，最後邪惡成了掩獲貪婪敗壞的手段。當有權力的人掌握權力後，最先的行為通常都是貪婪敗壞，而當這種貪婪敗壞已無法避免的表面化，這時候邪惡這個心底深處的力量逐開始發揮作用。他開始為自己的貪婪敗壞尋找卸責出口，於是同中求異、陰謀、仇恨等一切可以派上用場的工具都成了他的護符，而一旦這種手段奏效，他的心就會愈來愈硬，最後會將本來只是卸責手段的邪惡技倆內化成一種自我欺騙，自我神聖化的信念，這就是羅逖教授所謂的「邪惡溜滑梯」，它很快就讓人的本性滑到底。人類的第一起邪惡是《聖經．創世紀》裡的該隱殺其弟亞伯。人本來就應該照顧自己的家人，當該隱因為對兄弟亞伯的嫉恨而敢於大聲說出「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這已是溜到了邪惡滑梯的底點。這正如同政治人物本應是看守同胞的，當他把同胞的仇恨對立變成自己的政治資產，這也是邪惡滑梯到了底！
因此，邪惡之所以可怖，乃是邪惡者在敗壞了自己時，也一併將邪惡像塵埃般撒佈到更廣大的社會空氣中。邪惡在習慣化之後，會把父母教我們的正直與善良棄若糞土，並以「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沾沾自喜，這乃是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所瓦澤爾（Michael Walzer）所謂的「髒手政治」。而我們不能否認，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政治在某些特定時刻確實會在人們嗜血的亢奮中得到僥倖的勝利。問題在於所有此類勝利都不可能像馬基維里所相信的「手段被咀咒，結果受歌頌」，而是當邪惡受到鼓勵，人民就會遭到懲罰。今天的台灣老百姓不就正被懲罰嗎？
因此，政治的邪惡是可怕的，人們不可能在今天出賣了靈魂之後，宣稱明天還可能找得回來。當邪惡與權力並存，政治所有的基本目標和法治、責任、寬容、尊重就會全部消失。而讓幫派、奉承、分贓、欺壓等都得到機會。當邪惡傳染到整個體制。就會造成體制的不務正業與崩壞無能。今天台灣不就是個例子嗎？
有鑒於政治邪惡之可怕，近代最早研究政治邪惡與罪惡的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遂指出：「只有那些對人類會造成無可逃避的罪惡知道恐懼的人，以無懼的、不可妥協的態度，在任何地方反對這種不可測度的邪惡，人類始可有厚望。」
只是話儘管如此說，面對政治的邪惡與不擇手段，當它初起並訴諸集體亢奮時，除了極少人之外，多數人，特別是所謂的知識分子，多半會在畏懼下刻意閃躲，以求明哲保身，有些人則急忙附和並表現得更加神勇以求利祿。前面已提到的羅逖教授即指出：「面對政治的邪惡，散漫而猶豫的反對，其實只會讓他們變得更相信自己的厲害與高明。邪惡只有改變時代的整體環境氣氛始能讓製造恐懼者知道畏懼。」
但對這一點，我們台灣的知識分子表現得如何呢？我們每個人都會自鳴清高地說出「不要搞撕裂分化族群」之類的空言，但每逢具體的問題出現，究竟誰是因、誰是果這種基本的因果責任就不再敢去談論，而只會將一切簡化成最安全的「不要藍綠惡鬥」。「安全的批評」乃是台灣當今的主流，無論發生任何問題都刻意閃避掉要點，而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發言。台灣的權力加速惡質化，這種鄉愿式的「安全的批評」，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是扮演了護航者角色啊！漢娜鄂蘭所謂的「無懼的、不可妥協的」原則，在台灣竟然稀薄到如此可憐的境界！這時候，前總統李登輝會說出「搞仇恨最不好」、「選錯人，人民受罰」，儘管他有其選舉上的考量，但他會說出「搞民主的人反民主」這種話，也可真算是空谷跫音了！
邪惡是人類不可忽視的心靈元素，近年來隨著邪惡政治的增多，它已愈來愈受到人們的注意。
邪惡者只用邪惡來掩飾自己的敗壞，要用群眾的沉淪來裝扮自己權力的無所不為。台灣的人又怎能不格外提高警覺呢？這是政治的學費，代價最後還是由人民支付！
《中國時報 2007.12.10》
請參閱相簿：中正紀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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